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鬼花狐姚思廉简介 姚思廉的资料 姚思廉的代表作


 
[日期:2018-01-12] 来源:www.4708.cn  作者:鬼网 [字体: ]

姚思廉南北朝诗人,姚思廉作品以及参考文献等

姚思廉简介

  姚思廉(557?637),字简之,一说名简,字思廉,吴兴(今浙江湖州)人,唐朝初期史学家。约生于梁末陈初,在八十岁左右去世。世居吴兴(今浙江湖州)。他随父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,迁至北方,故两《唐书》中《姚思廉传》称其为京兆万年(今陕西长安县)人。祖父姚僧垣“少好文史”,还“医术高妙,为当世所推”。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难病症,得到赏赐颇多。名声也越来越大,以至于边地和外域都前来求医。僧垣“每得供赐,皆回给察兄弟”。姚察、姚最兄弟就是靠这种较充裕的收入,游历求学,购聚图书,见闻日益广博。姚察十三岁时就显露出才华,“于宣猷堂听讲论难,为儒者所称”。姚察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终生,即使在当了陈朝吏部尚书以后,仍大力寻求天下图书,遇到没见过的书即马上抄录下来。他聚书多达万余卷,并都阅读过,为梁、陈、隋之际公认的著名学者。隋平陈以后,隋文帝杨坚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兴,他对臣下说:“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,我平陈唯得此一人。”姚察的著作很丰富,有《汉书训纂》30卷,《说林》10卷,《西聘》、《玉玺》、《建康三钟》等记各1卷,还有《文集》20卷,并行于世。此外,还有未撰成的梁、陈二史。这样的家学传统,对姚思廉有良好影响,少年时就喜好史学,不仅聪颖,而且勤奋学习,除了读书,再没有其他嗜好,甚至从不过问家人的生计状况。

姚思廉代表作 三朝仕宦

姚思廉所处的时代,正值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,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。陈时,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,转会稽王主簿。入隋后,补汉王府行参军,掌记室,寻除河间郡司法。入唐后,授秦王府文学,贞观初迁著作郎、弘文馆学士。贞观九年(635年)拜散骑常侍,赐爵丰城县男。在仕途上还较顺利。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(617年),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,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。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,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,为代王侍读。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,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,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,不离左右。唐兵涌入王府,思廉大声呵斥道:“唐公举义本匡王室,卿等不得无礼于王。”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,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,心中也觉钦佩,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。李渊闻知,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,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。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,称他为“忠烈之士”。李渊、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。李渊称帝后,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。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,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、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,如杜如晦、房玄龄、于志宁、褚亮、陆德明、孔颖达、许敬宗等十八人,受到延聘亲重,姚思廉就是“十八学士”之一。

武德年间,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,战争间隙,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,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,感慨叹道:“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,即使古人也很罕见。”当时思廉远在洛阳,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,并附信说:“想节义之风,故有斯赠。”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。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“秦府十八学士图”,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,对思廉的评价是“志苦精勤,纪言实录。临危殉义,余风励俗”。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。“玄武门事变”之后,李世民当上太子,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。

姚思廉对于政事“直言无隐”,督促太宗勤于国事。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,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,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,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,“展尽无所讳”。有一年夏天,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,思廉劝谏说:“离宫游幸,秦皇、汉武之事,固非尧、舜、禹、汤之所为也。”言辞恳切尖锐。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:“朕有气疾,热便顿剧,固非情好游赏也。”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,赐帛五十匹。姚思廉去世后,唐太宗深为哀悼,为之废朝一日,赠太常卿,谥号“康”,特准许葬于昭陵。

撰梁、陈二史

隋大业五年(609),姚思廉奉炀帝之命,与起居舍人崔祖?修《区宇图志》,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,共250卷。

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:“贞观初,姚思廉始撰纪传,粗成三十卷”。这是武德、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。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,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“武德朝”史。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。唐高宗显庆元年(656),长孙无忌与令狐德?缀集武德、贞观二朝史为80卷,显然,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。

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,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。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,而且潜心于修梁、陈二史,他在梁、陈、隋朝都任过史职,参与过国史的修撰。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??梁史。陈亡入隋后,开皇九年(589),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,命其撰梁、陈二代史。这样,在官方的支持下,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。大业二年(606)姚察去世,二史尚未修成。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,嘱他继续写完。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,从此,就开始了续撰工作。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,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。

唐初,曾两次诏修前代史,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。第一次是武德五年(622),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,对梁、陈史的分工是:大理卿崔善为、中书舍人孔绍安、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,秘书监窦?、给事中欧阳询、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。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。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,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、陈二史。贞观十年(636)正月,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与同时所修《北周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隋书》一起修成上进。

梁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。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。那么,姚思廉对梁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?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。《梁书》有三卷无史论,署“陈吏部尚书姚察曰”二十五篇,另有署“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”一篇(“史臣”二字当为衍文);署“史臣曰”二十七篇;署“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”一篇。《陈书》有一卷无史论,署“陈吏部尚书姚察曰”二篇;署“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”一篇;署“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,参详故老,云”一篇(兼补充史实);署“史臣曰”三十三篇。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,就《梁书》而言,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,而《陈书》,则多为思廉所撰。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,共写了三篇论。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,但思廉对梁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。从撰述数量上看,思廉明显多于姚察,而且,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,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,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。思廉对梁、陈二书是有续撰、整理、定稿之功的。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,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。因此梁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,世人从无异议。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。

撰史之风

从梁、陈二书中,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。

注重史料价值

《梁书》56卷,记载了梁天监元年(502)至陈永定元年(557)共五十六年的历史。《陈书》36卷,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(589)共三十三年的历史。这两部书是关于梁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。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,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。二史对比,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。梁人所著就有:沈约《武帝本纪》14卷,周兴嗣《梁皇帝实录》5卷,鲍行卿《乘舆飞龙记》2卷,萧子显《普通北伐记》5卷,谢吴(或作谢昊、谢炅)《梁书》49卷,萧韶《梁太清纪》10卷,萧世怡《淮海乱离志》4卷等①。梁亡后,著梁史的有:许亨《梁史》53卷,姚察《梁书帝纪》7卷,刘?、何之元各撰《梁典》30卷,阴僧仁《梁撮要》30卷,姚最《梁后略》10卷等。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,有陆琼《陈书》42卷,赵齐旦《陈王业历》1卷,顾王、傅?各撰《陈书》3卷。《隋书?经籍志》中“史部”的杂史、起居注、旧事、职官、仪注等类,还有不少有关梁、陈史的著述。另外,姚察曾为梁、陈史官,可以接触到梁、陈二代国史,因此,梁、陈国史也是修梁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,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。


梁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,如发生在齐的唐■之起义,赵续伯起义,乐宝称、李难当起义,帛养起义,雍道?起义,程延期起义。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、始兴起义、吴承伯起义、徐道角起义、姚景和起义、会稽起义、鲜于琛起义、李贲起义、刘敬躬起义、王勤宗起义、胡通起义等。

梁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、奏表、书札、文赋,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。如《梁书?武帝纪》载大同七年(541)十一月、十二月两诏,透露了梁代黑暗、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。《陈书?章华传》载章华上书,反映陈末严重的危机。
《梁书?诸夷传》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,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。由于梁、陈时代佛教兴盛,中外僧人往来增多,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,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,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。
姚氏父子并有文名,为时人所重,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,梁、陈二书卷数不多,文化史料却颇多。思廉多为学者立传。《梁书》的《儒林》、《文学》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,另外《处士》传中也多记学者。《陈书》的《儒林》、《文学》传,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,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。著名学者如范缜、锺嵘、刘勰、阮孝绪、裴子、顾王、沈约、徐陵等人,都有内容较详的传,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。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。梁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,并录其著述,有时略加评论,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。

佛教自汉代传入后,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。梁、陈二代,佛教极为兴盛,对生活影响很大。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现象。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,如《梁书?武帝纪》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。《陈书?傅?传》记傅?笃信佛教,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《明道论》,长达二千五百余字。《梁书?范缜传》叙范缜“卓越不群而勤学”,“盛称无佛”。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,“子良不能屈,深怪之。缜退论其理,著《神灭论》”。传中收录了《神灭论》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、思想史的珍贵文献。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。“此论出,朝喧哗,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”。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。

文风朴实

梁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,其语言通晓简练,在唐初“八史”中首屈一指。六朝盛行骈文,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。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,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,过分强调音韵对偶。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,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。就史书而言,唐以前的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,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。贞观年间所修《晋书》,其论赞仍喜用骈文。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。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。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,代之以朴实、准确的散文。清人赵翼对《梁书》的散文大加称赞:“行文则自出炉锤,直欲远追班马。……世但知六朝之后,古文自唐韩昌黎始,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”。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,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,但韩愈(768?824)为中唐人,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,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。

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,常常引用当时口语,既能反映时代特点,又能使文字活泼通俗。如《梁书?侯景传》记僧通与侯景对话:“僧通取肉?盐以进景。问曰:‘好不?’景答:‘所恨太咸。’僧通曰:‘不咸则烂臭。’”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,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。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、经历、环境,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。如《梁书?曹景宗传》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、生动。思廉还在梁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,如在《梁书?简文帝纪》、《梁书?裴子传》、《陈书?蔡景历传》、《陈书?江总传》等,都推崇古文,批评浮艳文风。

叙事简严

思廉叙事不好铺张,行文简洁。他不轻信,不好采琐事入史。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,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,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,思廉也能够见到。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怪异事,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,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。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《南史》增《梁书》琐言碎事。

但是,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。其一是隐讳,如《梁书?敬帝纪》和《陈书?刘师知传》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。其二是文饰,在叙及梁代齐、陈代梁史事时,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、禅位诏、策、玺书等虚伪的文字,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。另外,《梁书》不为萧?立传,使后梁事失载,是一大缺陷。思廉还不重视科技,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。梁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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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。

一、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。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,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,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。思廉承旨而撰梁、陈二史,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。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,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。

《陈书?何之元传》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,并录其《梁典序》,称何“屏绝人事,锐精著述,以为梁氏肇自武皇,终于敬帝,其兴亡之运,盛衰之迹,足以垂鉴戒,定褒贬”。“垂鉴戒”,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;“定褒贬”,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,力图“敦励风俗”。

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,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。他为良吏立传,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。如《庾荜传》叙其生活俭朴,为官廉洁;《沈?传》叙其执法严明;《孙谦传》叙其体恤民情,重视生产;《何远传》叙其抑富扶贫。为“悖逆”之人立传,均置于全书末尾,以示贬斥。

二、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,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,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。他认为,历史是发展的,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,“夫道不恒夷,运无常泰,斯则穷通有数,盛衰相袭”,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。他在《梁书》的第一篇史论中,就鲜明指出,梁之亡国,“虽历数斯穷,盖亦人事然也”。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,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。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,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,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,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,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。陈太建九年(577),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,被周军打败,“众军皆溃”,明彻被俘,病死于长安。姚思廉认为,“金陵虚弱,祯明沦覆,盖由其渐焉”。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,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。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,但思廉能够认识到,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,属于人事问题,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。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。他指出,陈宣帝初即位时,命将出师,开拓土宇,取得很大成功。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,“享国十余年,志大意逸,吕梁覆军,大丧师徒矣。江左削弱,抑此之由”。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,如论述侯景、王伟成篡盗之祸,在《陈书?后主纪》述陈亡原因,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,这说明,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,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。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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