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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澄之简介 钱澄之的资料 钱澄之的代表作


 
[日期:2017-10-12] 来源:www.4708.cn  作者:鬼网 [字体: ]

钱澄之清代诗人,钱澄之作品以及参考文献等

钱澄之简介

  钱澄之(1612~1693),初名秉镫,字饮光,一字幼光,晚号田间老人、西顽道人。汉族,安徽省桐城县(今枞阳县)人。明末爱国志士、文学家。钱澄之自小随父读书,十一岁能写文章,崇祯时中秀才。南明桂王时,担任翰林院庶吉士。诗文尤负重名,与徐元文有书信往来,《与徐公肃司成书》曾披露顾炎武偏激的一面。王夫之推崇他“诗体整健”。作为皖江文化的重要诗人,与同期的顾炎武、吴嘉纪并称江南三大遗民诗人,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。[1]  著有《田间集》、《田间诗集》、《田间文集》、《藏山阁集》等。钱澄之学识渊博,文笔雄健,质朴宏肆,不事雕琢。清初学者唐瓯称他的文章“如泉之流,清莹可鉴,甘洁可饮,萦纡不滞,以达于江海,使读者目明而心开。”他勇弃俗学,专治古文,文章精洁、典雅,对后来“桐城派”的形成有一定影响。钱澄之对数学、地理、训诂、义理亦有研究。

钱澄之代表作

梅花(二首)

生平

明末抗清

清初的抗清志士中,不少人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诗人。他们在当时影响很大,作品也流传甚广。但由于清廷统治者的禁毁,后来就很少有人提到,甚至湮灭无闻。钱澄之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钱澄之之七岁时即从舅父读书,十六岁应乡试,中第四名。后随父往游南京,应举不中,与陈子龙、夏允彝、钱木秉诸名士结交。崇祯即位之初,整顿朝纲,定逆案,逐阉党。几社、复社兴起,继武东林。钱澄之与同邑方文、方以智等人,同主桐城坛坫,与阉党余孽进行斗争。方苞《田间先生墓表》记载:“有御史某,逆阉余党也,巡按至皖,盛威仪谒孔子庙,观者如堵,诸生方出迎。先生忽扳车前往而揽其帐,众莫知所为,御史大骇,命停车,而溲溺已溅其衣矣。先生徐正衣冠,植立昌言以诋之。驺从数十百人相视莫敢动。”大灭了逆阉余党的威风。澄之疾恶如仇,“由是名闻四方。”澄之与阮大铖有世谊,但阮谄附阉党认魏忠贤为义父,澄之因此对他极为卑视。南明弘光朝建立后,阮窃据要职,大兴报复,澄之也在搜捕之列。他变姓名,逃往嘉兴,隐藏在钱木秉家中。

不久,清兵攻下南京,重申剃发令,为了反抗清廷的民族压迫,人民纷纷起兵,“剃发令朝下,相顾为发悲。三吴同时沸,纷纷起义师。”(《三吴兵起事答友人问》)乙酉八月,“嘉兴民揭竿起者数千人。”(《小腆纪传》卷四十七)钱木秉毁家充饷,澄之也参与组织领导。兵败之后,钱木秉投水自杀,澄之妻方氏也携幼子,抱弱女,沉江而死。澄之对抗清义师的失败,对亲友的壮烈牺性,非常悲痛,有一首名为《悲愤诗》的长篇五古,记述此事的始末。“南渡失国柄,二竖履皇都。”痛斥马士英、阮大铖奸党,祸乱朝政。“撤兵防上游,坐视扬州屠。”清军攻打扬州,南明弦光朝不仅不去救援,还把长江沿岸防备清军的部队也撤回,以抗挡内讧的左良玉的部队。结果清兵很快打过长江,攻下南京。“可怜佳丽地,士女成涂炭”,清兵在南京大肆杀掠。“我友报韩切,义旗倡三吴。”钱木秉等人倡义师,起兵反抗。“兵力虽不敌,志己无完躯。”虽因敌众我寡,义兵失败。钱木秉也以身殉国。“抚尸哭一声,痛绝还复苏。”诗人悲恸万分,但是,“事败志勿渝”,他决不向清廷低头,仍然继续奔走,坚持抗清斗争。

这时南明隆武朝在福州建立,澄之闻讯后,立即奔赴。“崎岖两月,始抵闽关。”(《拟上行在疏》)在其师黄道周的推荐下,澄之被任命为延平司理。但其后不久,隆武朝在汀州被清兵灭亡。澄之因公外出,幸免于难。他隐匿于乡下,并再招义兵以抗清,结果未成。这时,南明永历朝又在广东建立,澄之再由闽入粤,“间道宵奔”,“备历厄苦”,(《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》)于永历二年十月,到达肇庆。永历三年,澄之参加了永历朝的考试,被授为庶吉士,后又迁编修,知制诰。当时,“凡大诏令悉秉镫视草。”(《小腆纪传》卷五十五)澄之也思有所作为,屡上书言事。这期间,澄之有许多诗记述了永历朝政事。如《放诏歌》描写了永历三年,永历帝颁布亲征诏书,大大鼓舞了民心士气的情景:“亲征诏草已一年,亲征诏书今始宣。诏下百官同拜舞,即时雷动边廷传。诸将接诏勇十倍,南军奋臂威争先。”澄之本人的欢欣鼓舞之情,也活跃于字里行间。但是永历朝内部党派斗争十分激烈。澄之为救金堡事,被大学士王化澄忌恨。澄之见事不可为,又有病,遂乞假,于永历四年秋离开梧州去桂林,与留守桂林的瞿式耜过从唱和。后又碾转回归故里,于永历五年冬十二月,回到家乡。此间,澄之改今名以逃避清廷的搜捕,并曾祝发为僧,号西顽。

入清隐逸

此后四十年,钱澄之多半时间隐居家里,躬耕读书。他曾筑庐于田野中以居住,因以“田间”为号。他还多年亲身参加田间劳动,有许多诗篇都描述了劳动的生活,著名的如《田园杂诗》。这组诗比较全而地描写了澄之“日入开我卷,日出把我锄”的隐居生活。在劳动中,澄之得到了农民的多方面的帮助,与农民结下了较深的情谊。如:

秉耒赴田皋,叱牛出柴荆。耒耜非素习,用力多不精。

老农悯我拙,解轭为我耕。教以驾驭法,使我牛肯行。

置酒谢老农,愿言俟秋成。

老农不仅教他种田的技术,还常与他一起喝酒畅淡:

临舍有老叟,念我终岁劳。日中挈壶?,饷我于南皋。

释耒就草坐,斟出尽酒醪。老叟自喜饮,三杯兴亦豪。

纵谈三国事,大骂孙与曹。

有的农民还提醒他不要忘了读书,以致荒废学业:

道旁一老父,颦蹙前致辞,言儿筋力薄,稼穑非所宜。

诗书虽不尊,犹是祖父遗。如何舍夙业,自甘辛苦为。

多谢父老言,此意君未知。

澄之参加农业劳动,“自甘辛苦为”,不仅是为了养家糊口,更重要的是为了砥砺气节,并逃避清廷的注意。清初许多遗民,如广东番禺的屈大均,江苏徐州的万寿祺,河北永平的申涵光,都曾亲身参加田间劳动,并有诗记述自己的情怀,经过较长时期的亲身劳功,澄之的思想感情也起了一定的变化:

奋身田野间,襟带忽以散。乃知四体勤,无衣亦自暖。

君看狐貉温,转使腰肢懒。

认识到劳动对人生的重要,开始摆脱一般儒生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,轻视稼穑的陋习。在其它诗文中,澄之也多次表达了这种认识。《夏日田家作》中说:“民生食为本,要在四体勤。盛夏岂不渴,良苗独欣欣。我苗既以长,我草亦以耕。南村稻何早,今晨已食新。”自己亲身劳动的收获,吃起来感到“新米饭极香”。在《西田庄记》中,澄之教导自己的后辈说:“吾所望于子孙者,读书课耕而已。”又说:

“且劳固可习筋力,习之既久,虽弱者亦强。”当然,澄之他们毕竟和一般的农民不同,以学问诗文闻名于世,即使隐居躬耕,也不断有人前来拜访请教。《田园杂诗》中也描写了这种情况:

驾牛东皋上,有客问我《经》。我牛依田转,客亦随我行。

请问大易旨,此理不宜听。干卦冠潜龙,遁世去其名??

顾客且安坐,我牛不肯行。

一边驱牛耕田,一边侃侃谈《易》,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钱澄之对经学很有研究,对《易》与《诗》功力尤深,晚年曾着《田间易学》、《田间诗学》二书各十二卷,他对此二书颇为自负,曾说:“平生怀抱,毫发未申,惟少有著述,妄谓足传。四十年心血,尽于《诗》《易》两书,颇发先儒所未发。”(《与余诠庐》)二书后被《四库全书》收入经部。两书成后,他又著《庄屈合话》一书,合《庄子》《楚辞》二书为之训释。他在自序中说这是:“以《庄》继《易》,以《屈》继《诗》,足以转相发明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指出:“盖澄之丁明末造,发愤著书,以《离骚》寓其幽忧,而以《庄子》寓其解脱,不欲明言,托于翼经耳。”可谓深得澄之用心。

诗文影响

钱澄之在当时更以诗文著称。韩炎说他“诗歌古文满天下。”(《田间先生八十寿序》)他有《藏山阁文存》六卷,《藏山阁诗存》十四卷,《田间文集》三十卷,《田间诗集》二十八卷,还有《田间尺牍》《所知录》等,数量众多,为时人称誉。当时诸选本,如钱谦益《吾炙集》选澄之诗独多。陈维菘《箧衍集》开卷第一人第一首即是澄之七古,卓尔堪《明遗民诗》录诗百首以上者仅杜浚、屈大均、钱澄之三人。后来雍、乾时,刘大木魁选《历代诗约》,于清初只录钱谦益、吴伟业、王士稹数家,而澄之也被选入。由于澄之诗中多记清初史实,特别是南明隆武、永历两朝的时政,对清廷多有揭露、攻击,因而在编集时,许多已不敢收入。即使如此,已刊行之《田间诗集》等书,在乾隆时仍被列入禁毁书目中,因此其流传大受限制。诗话行也很少有人提及。道光年间陆蓥《问花楼诗话》中有一条说:“‘谁怜灵武麻鞋叟,老向空山拜杜鹃。’潘次耕赠桐城钱饮光句也。饮光着有《田间易学、诗学》,盖诗人邃于经者。其书东海公(徐干学)为刊传之,版久逸也。”是因潘耒诗而提到澄之,又仅仅提到澄之的经学,可见其诗文久已无闻于世了。到了光绪末年,才有人从传抄本的《藏山阁集》谋付印,于宣统年间刊行。因此,许多文学史著作根本不提钱澄之一字。近年来专论钱澄之诗文的文章有了几篇,但有的论定澄之为清初“次要的作家”,有的会把《藏山阁集》误以为就是《田间集》。这种状况显然与钱澄之在清初诗坛上应有的地位,是很不相称的。坊间论清初学术极盛者,往往并称顾(炎武)、黄(宗羲)、王(夫之)三大儒。张舜徽大师则以为“桐城钱澄之实亦不废大家,足与三人媲美。”张先生持论并非孤见,观诸伟奇教授?录时人迄今评钱文字,可谓众口一词,连绵共识。桐城文学嫡传吴孟复先生干脆赞称:“先生高见空千载,故与渊明伯仲间。”

诗文特点

钱澄之诗歌一个最显著的特点,是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众多,特别是他《藏山阁集》中的作品,大半都与明末清初的政治、民生疾苦有关,绝少无聊的应酬之作,流连景物的内容也不多。这一点在清初诗坛上也是很突出的。

澄之作于明未的诗中,很多揭露了当时的黑暗,明廷对于百牲的横征暴敛,以及在官吏与灾荒逼迫之下人民的痛苦生活。如《悯荒和韵》中的一首说:

种豆南山又苦蝗,哀哀寡妇哭三荒。劝耕已缺明年种,加派还征隔岁粮。

市井揭竿争闭籴,官司传檄急通商。朝廷近日专心计,谁听悲歌云汉章。

崇祯末年,自然灾害不断,人民生活已非常贫困,但朝廷只是在口头劝耕,实际土仍在催科不已,加派不断。大臣们只知道勾心斗角,争权夺利,根本不问人民的死活。生活在下层,亲眼目睹民生疮痍、混乱的钱澄之,对国家的前途十分焦虑,他在《感时》诗中说:“也知国计正艰难,其奈闾阎已尽残。”明朝内忧外患,急需大量军晌,但广大百姓也已经被赋税、加派搞得焦头烂额。即使象钱澄之这样的家庭,也是“晚收担石尽输官”,因而“青黄不接哪得餐”。(《伯仲叹》)到了难免忍饥挨饿的地步,一般百姓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。《杂感》第八首写道:

水旱频仍父老嗟,飞蝗又见际天遮。耕农去尽田难认,赋税逋多派枉加。

窃恐流亡还伏莽,即令盗贼正如麻。朝廷弭乱须蠲免,终是饥寒且恋家。

水、早、蝗灾频频袭来,明廷的赋税不仅不减免,反而越派越多,正供之外,又有“练饷”、“剿饷”、“辽饷”等等名目,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,只得抛弃家园,流亡他乡,许多人投奔了农民军,使得“盗寇”越剿越多,澄之认为,要使安定下来,根本的一条,是要蠲免赋税,使百姓能够生活下去。这当然只是他的一种愿望,朝廷是不会采纳的。《大水叹》中说:“白头老翁休叹息,秋来官粮逋不得,回家早计卖妻儿,如今九年之水尧不知。”最高统治者根本不了解百姓的情况。即使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:“诏书屡问灾伤苦,课税宁教赋役宽?”(《感时》)皇帝知道了灾情,也只是一纸空诏书,不解决实际问题。而且,“年年搜括助军兴,御寇防边总未能。”(《和百史闻警韵即送其北上》)明廷拼命搜刮,结果“寇”也灭不了,“虏”也挡不住,只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。

澄之明末的诗篇中,还有不少是揭露当时官吏将兵的残暴横行,鱼肉百姓,草菅人命的情形,如《官兵行》说:河边大舰者何为?河下风吹舰上旗。云是新调守江北,行船过客索酒赀。榜人船头快招手,泊船送钱毋多口。勿令指作渡江贼,缚去请功袅汝首。 官兵到处敲诈勒索,稍不如意,即指为“贼”,加以杀害。这还是小者。《大梁行》记述官兵决河放水灌城以杀“贼”,结果“水来杀人百万多,隔岸官军年奏凯歌。”《九江行》描述了官兵抢掳妇女,又强迫她们集体赴水而死,结果“水中白骨蔽江来,都门昼闭不敢开。”明末兵荒马乱之际,百姓遭受的种种苦难,澄之诗中都有描述。

甲申以后,清廷入主中原。清兵在征服全国的过程中,烧杀掳掠,给人民带来同样深重的灾难。对于那些抵抗最为激烈的城市,清兵屠杀平民,劣迹斑斑。钱澄之这时期的作品中,对清廷的暴行多有记载。作于顺治四年的《虔州行》,描写了顺治三年十月清兵攻破虔州之后,进行大肆杀戮的情景说:

五更未醒虔州破,闭城刈人人莫逃。马前血溅成波涛,朱颜宛转填眢井,白骨撑柱无空壕。

清兵的杀掠破坏,使虔州这座“关税兼通闽与粤”、“闾阎扑地楼插天”的繁华都市,变成了“烟冥冥,雨啾啾,黄昏火遍城头,行人白昼不敢过”的阴森可怕的废墟。遭到清兵惨重破坏的又何止一个虔州!澄之《过将乐县》写道:

飘风激沙砾,曜灵惨不舒。我行升虚邑,空国无人民。

颓垣穴孤兔,赤瓦夷沟渠。排徊不能过,问此谁为欤?

人烟稀少,野兽横行,白骨遍地,凄凉萧条,正是当时被清兵蹂躏过的城市残破景象的真实写照。其它如《哀邵武》、《过漠埠》、《悲顺昌》、《夜过贡川》、《永安即事》、《力疾入大田纪事》等等。都记述清初动乱中人民处境悲惨,城市被严重破坏的情景。城市如此,乡村也不能幸免。澄之《间道奔江右发横坑即事》写道:

鸟雀满废村,屋倒门犹闭。人去碓空喧,烟稀食屡缺。

呻吟见寡妇,疮痍正流血。

乡村也是残破不堪,人民到处都在流血,在呻吟。这些都是澄之奔波于抗清斗争途中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事实,其中或有夸大之词,但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。

清廷在征服过程中残酷地烧杀,同时,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也非常严苛,澄之诗中此也多有揭露。《获稻词》写道:

女蹋椎,儿扫仓,我家今日稻登场。获稻上场打稻毕,拂还租稻叉手立。

往时入仓才输官,今年只在场上看。晚禾干死田无稿,又下官符催马草。

买草纳官官不收,千堆万堆城南头。风吹雨打烂欲尽,饿杀栏中子母牛。

清廷不等农民将新稻入仓即来催逼租税,把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全部掠去,尚且不足,又强迫农民拿钱买马草,结果又嫌不好而不收,让它们全部烂掉。清军多马,因而催征马草也是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。清初著名诗人如吴伟业、朱彝尊等人诗集中都有以《马草行》为题的作品,揭露清廷的这项苛政。清廷的苛政还有许多。为了镇压南明政权海上抗清部队,到处搜掠民船,抓派船夫,还驱赶工匠赶制军船。澄之《捕匠行》写道:

今年江南大造船,官捕工匠吏取钱。吏人下乡恶颜色,不道捕匠如捕贼。

事关军务谁敢藏?搜出斧凿同贼赃。十人捕去九人死,终朝锤斫立在水。

自腰以下尽生蛆,皮革乱挥不少纾。官有良心无法救,掩鼻但嫌死尸臭。

昨日小匠方新婚,远出宁顾结法恩,昼被鞭挞夜上锁,早卖新妇来救我!

描写了被官吏抓去为清廷造船的工匠的悲惨遭遇。《水夫谣》记述清兵对船夫的驱使说:

遭他鞭挞无完肤,行迟还用刀箭驱。掣刀在腰箭在手,人命贱同豕与狗。

射死纷纷满路尸,那敢问人死者谁?

这些都记述了清初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事实,清兵对百姓任意鞭打,随意杀害。对于满洲八旗士兵的凶残,澄之《县门行》写道:

县门朝开官不出,昨夜大盗进官屋。健儿被伤公子死,街外知更衙里哭。

枞阳临水万余家,公然船过弹琵琶。县上差兵亲认得,鸣锣捉贼通街哗。

家家揭竿拦江口,船到江口谁能守?弓箭在手刀在腰,一夫上岸千夫走。

差兵昼夜尾船行,获之乃是纛下兵。可怜冤杀城中人,严刑至死无一声。

纛下兵来不敢锁,当堂揖官对官坐。官免杀伤已有恩,明日同官赴辕门。

移文调取军前用,临去传言谢官送。

诗中描写了一个八旗士兵闯入县官家里杀人劫物之后,肆无忌惮的情景,县官对他也是无可奈何,只能屈杀一般老百姓。县官欺压汉族百姓,自己又被八旗士兵凌辱。这反映了清初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一个侧面。 钱澄之反映现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,是他作品中很多直接记述当时的时政大事,特别是他归隐之前的作品。在弘光朝时,他对当时震动南明朝野的三大疑案,作有《假亲王》、《假后》、《假太子》三诗,并有《南渡三疑案》一文,详细记述了三案始末。这些案件的真实内幕,当时人已很难搞清。澄之根据自己的见闻,有所根据的据实记载,传闻之词录以存疑,以俟后人论定。澄之还有《髯绝篇听耿伯良叙述诗以纪之》一诗,记述了大奸佞阮大铖投降后,谄媚清廷官吏,在协助清军攻打抗清力量的途中,卖力过甚而致死的丑态。他是根据起先降清,同阮在一起,后又反正,回到南明的耿伯良所述而录,耿“始未亲所见”,他“记以待史评”,当是可靠的,并且当时沈昆铜的祭文,《台湾外记》等书,也有相类记载,可证澄之所记不诬。澄之亲身参与隆武、永历两个南明政权的朝政,对其中情况的了解,自非外人可比。他有很多诗,如《端州杂诗》、《广州杂诗》、《梧州杂诗》、《桂林杂诗》、《临轩曲》等,都是几首、几十首的组诗,并且许多诗中还有小注,记述了南明朝政人事、党派纷争、抗清活动等方面的史实,许多可证史书之误,可补史书之缺,是研究南明政权的宝贵资料。澄之每到一处,都注意观察、记录当地的风俗民情,如《南海竹枝词》、《闽江竹枝词》等组诗都是,其它如《南海有女择配求完发者得宣城汤生归焉嘉其志为赋是诗》等作品,都可考见当时的民心之一斑。这些直接反映了现实,特别是当时的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这些主要方面的作品,是澄之诗中最可宝贵的部分。当然,就题材而论,澄之诗歌反映的生活面还是很广阔的,描写山水风景,描写朋友交情等等方面,都有不少佳作,兹不详论。

推崇杜甫

钱澄之自觉地运用诗歌来记录、反映当时的现实,“以诗庀史”,这与他的诗歌理论有直接关系。 澄之于诗最推崇杜甫,于杜诗最称道其真实、深刻地反映面貌这一方面。其《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》中说:方文对钱谦益注杜诗大为不满,澄之认为谦益注杜不能一概否定,但他没有抓住杜诗的精髓。谦益“谓杜诗字字皆有根据”,澄之认为这点不足称道,因为“今人诗用惯陈语,苛逐字求之,岂有无所根据者邪?”前人所赞不绝口的杜诗“每饭不忘君国”,澄之则认为“此亦臣子大义,骚人之本旨,非绝无而仅有者也。”那么澄之最推崇杜诗的是什么呢?

他说:“杜诗之佳,在于格力气韵,迥绝诸家,至其体物尽变,造险入神,幽奇屈曲之境,诮屑酸楚之情,一字匠心,生面逼出,千载而下,读之如当其时,如见其境,故其诗千载犹新。区区典故之详核,音调之悲壮,岂足为公称?即声病又岂足为公讳哉?”认为真实而又富于艺术性地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、反映出时代的面貌,才是杜诗最值得称道的地方。《张穆之杂论跋》中又说:“读杜诗者,千秋而下,当世之人情物状,恍然如见。惟其察之至微,故言之逼真。真,故古今不能易也。”这些是就后世读者看杜诗而言,澄之对杜甫当时希望能以自己的诗作有助于国计民生的良苦用心,也十分赞赏,《叶井叔诗序》中说:“至杜子美出,而复见三百篇之遗,其诗慷慨悲壮,指陈当世之得失,眷怀宗国之安危,一篇之中,三致意焉。”澄之学杜,也是努力这样做的,他诗中也不乏“指陈当世之得失,眷怀宗国之安危”的作品,虽然由于他人微言轻,不能起到多大效果,但他是始终以杜甫“诗史”作为自己榜样的。他在《生还集》自序中说:“其间遭遇之坎坷,行役之崎岖,以至山川之胜概,风俗之殊态,天时人事之变移,一览可见。按斯集者,以作予年谱可也,诗史云乎哉?”澄之的诗篇,尤其是《藏山阁集》中的作品,可以说是清初的一部“诗史”。当时人对此也多有赞赏。潘耒《钱饮光八十寿序》中说:“先生少负隽才,遭时坎坷,浩然独行其志。间关转徙,备尝人世之艰难。中有感慨,??发之于诗,其质直真挚,如家人对语,未尝稍加缘饰,而情事切至,使人欲喜欲悲,不能自已。”在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,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生活这些方而,澄之在清初诗坛上是非常突出的。

钱澄之推崇杜甫,起初是受到明七子派的影响的。他在《生还集》自序中说:“予自总角学诗,迄今二十年。其十年茫如也,戍己以后,始能明体审声,一窥风雅之指,所拟乐府,以新词谐古调,本诸合州新乐府,自谓过之。五言诗远宗汉、魏,近间取乎沈、谢,誓不作陈、隋一语,唐则惟杜陵耳。七言诗及诸近体,篇章尤富,皆出入于初、盛之间,间有为中、晚者,亦断非长庆以下比。此生平学诗之大概也。”此序作于顺治六年,澄之近四十岁之时,所述学诗主张,完全是七子派古诗必汉魏、近体必盛唐的论调。他自称学诗十年后才“一窥风雅之旨”,接受了七子的主张。他拟乐府,也是以王世贞《乐府变》为楷模。今集中仍存多篇,形式上不脱七子拟古窠门,内容上对黑暗有所揭露,也同于王世贞《庐江小吏行》诸作。七子对后代的影响,也有积极的一面,所以明末清初许多著名诗人如陈子龙、顾炎武、申涵光等人,都对七子有相当的尊崇,不独钱澄之一人如此。七子学杜,致力反映现实,这是应当肯定的。但他们模拟过甚,有很大的弊端,这对澄之也有消极的影响,也表现在他早期的作品中。但是,使澄之消除了这些不良影响的不是什么人对七子的批判,而是环境的急剧变化。澄之在《生还集》自序中接着说:“难后无赖,遇境辄吟,感怀托事,遂成篇帙。既困顿风尘,不得古人诗,时时涵泳。兼以情思溃裂,夙殖荒芜,得句即存,不复辩为汉魏六朝三唐矣。”动荡,国亡家破,人民涂炭,他本人也奔波于抗清斗争的前线,这种境遇,使他挣脱了七子格调派的束缚,“遇境即吟”,“得句即存”,保存了那时代的诗史。当然,也因为此,在澄之的作品中,有些也难免粗糙,但大部分诗还是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的。姚文燮《无异堂集》评澄之诗说:“时时吟诗,不拘一格,上有汉魏,下迄中晚,随兴所至即为之。古诗感慨讽谕,婉而多风,直得古《三百篇》之旨。”萧穆《藏山阁集跋》中也说:“是集诸诗,皆记出处时事,无意求工,而声调流美,词采焕发,自中绳墨。”这些都说明澄之诗,即使是奔波途中所作,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。如果说在战火纷飞的动乱中,诗人没有可能对作品刻意雕琢,那么在隐居之后,澄之就非常注意对诗篇艺术方而的锤炼了。这表现他反复强调要“苦吟”上。《陈官仪诗说》中写道:“吾学诗五十年矣。其前此十余年,皆以才情气调为时所称。自后四十年,放废无事,益专致于此。见三唐近体诗之设辞造句,洵是良工心苦。乃知古人以诗成名,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。”苦吟就要反复修改。《陈昌集文集序》中说:“生平于诗好苦吟,虽不能如古人之十年始成一句,然每一字必数经改窜,要诸稳而后已。为文亦然。”事实确是如此,他有许多苦吟修改的例子。如《与王忍亭》中说,《青箱堂集》前载他所作之序,“中有何时白发之叟,重上青箱之堂等语,叟作翁字,失叶平仄,应是忙中落笔错耳,希为改正之。”已刊行的文,一字未安,仍请人改正,可见他是如何的一字不苟了。他非常注意炼字。《诗说赠魏丹石》中说:苦吟无他,情事必求其真,词义必求其确。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。此一字确矣而不典,典矣而不显,显矣而不响,皆非吾意之所需也。 可见他对炼字的要求多么高,创作态度多么认真。而这又不仅是雕琢字句,而是为了“意”,“情事”之“真”,“词义”之“确”,即是为了尽可能完美无缺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,把客观现实描绘出来。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,又不是仅仅在字句上下功左所能奏效。《诗说赠魏丹石》中接着说:“然非读书研理、体物尽变者,求此一字终不可得。何则?无其本也。”《匏野集序》中也说:“不读书则词不足以给意,不穷理则意不足以役词。”这些又是把苦吟炼字与诗人的整个修养联系在一起了。

明末清初残酷的现实,血与火的刺激,使不少诗人,特别是遗民诗人,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教,产生了怀疑。申涵光《贾黄公诗引》中说:“温厚和平,诗教也。然吾观古今为诗者,大抵愤世嫉俗,多慷慨不平之音。”钱澄之怀疑得更厉害,《叶井叔诗序》中说:“近之说诗者,谓诗以温厚和平为教,激烈者非也,本诸太史公:‘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’吾尝取《小雅》诵之,亦何尝不激乎?讯尹氏者旁连姻娅,刺皇甫者上及艳妻,暴公直方之鬼域,巷伯欲畀诸豺虎,正月繁霜之篇,辛卯日食之行,可谓极意询厉,而犹日其旨和平,其词怨而不怒,吾不信也!”他一口气举出了《诗径》中那么多词旨激烈的作品,从根本上否定“温厚和平”之说,认为这是后人的曲解,不足为信。他更反对当时一些人“至痛迫于中,而犹缘饰以为文,舒徐以为度”的作法,认为这样不能表达出作者的真性情。这些观点都是时代刺激的结果,的动荡,政治的黑暗,征服者的残暴,人民的惨遭杀戮,诗人本身的困厄磨难,反映到澄之的作品中,就呈现出“往往激楚”的风格。《田间集自序》中说:“吾遭遇如此,欲不悲,得乎?”又说:“论诗者当论其世也,论其地也,亦曰观其所感而已。吾不知世所为温厚和平者,何情也了”但是,诗人这些愤怒抨击黑暗势力的作品,大大地触犯了清廷统治者的忌讳。因而澄之的亲友为他编集时,就劝他“删其过悲者”,澄之不肯,说:“吾宁诗不传尔,其悲者不可删也。”然而亲友为了逃避清廷文网的迫害,“代为删之”。澄之对此虽有不满,而也无可奈何。澄之《与潘木崖》中曾说:“拙集本不宜删,删者可存,存者正多可删。”清廷残酷的文字狱,毁灭了多少有价值的作品,这是难以数计的。

钱澄之早年学诗,是从七子派入手的。时代的动乱,使他摆脱了七子派的消极影响。他一生始终以杜甫为宗,学习杜甫反映现实、同情民生苦难的精神。在诗的风格上,受陶潜、杜甫、白居易影响最深。当有人称道澄之诗风“在杜、白之间”(《书松声阁集后》)他以为知言。澄之《田间集》中和陶之作颇多,其隐居以后的作品,冲澹自然,也近于陶诗。韩炎《田间文集序》中说:“读先生之诗,冲澹深粹,出于自然,度王、孟而及陶矣。”徐世昌《晚晴移诗话》也说澄之“五古近陶”,“冲淡雅和中,时有沉至语。”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更说:“昔贤评陶元亮诗云:‘心存忠义,地处闲逸,情真、景真、事真、意真。’《田间》一集,庶几近之。”无论从思想内容,还是艺术成就而论,钱澄之都无愧于清初有数的重要诗人之列。在遗民诗人中,澄之诗风接近于吴嘉纪、邢仿等人,成就也可并肩。澄之的诗歌作品及其诗歌理论,有些在今天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,是不应当忽视的一笔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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